首先非常感谢徐勇老师一行再次到我们我校来交流。2020年12月16日，徐勇老师、陈军亚老师和黄振华老师参加了我们第三十期学与思读书会暨南粤政治学论坛2020年特别活动。这次算“故地重游”。不过也有“新”的意思，上次是在我们石牌校区交流，这次是到我们0638太阳集团（新学院、在大学城校区）来交流。而且，这是徐勇老师一行第一次到我们0638太阳集团来进行线下交流，所以还是非常有纪念意义。

我看徐勇老师、陈军亚老师团队今年（2021）去了不少学校交流，我知道的至少有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深圳大学，这次到我们学校。所以我们特别珍惜这次难得的学术交流机会。我们把这次学术活动的主题定为“田野政治学与中国政治理论”，而且是“学术对话会”，还是有所考量、有所期待的。这是我们两个华师的交流，而且是两个华师的跨年交流，承前启后，意义重大。希望我们今天的对话会干货满满、收获满满、成果丰硕。

我们这个跨年学术交流非常有意义。徐勇老师说，我们这是学术跨年。我想学术跨年，既是对过去一年学术活动的总结，又是对新的一年学术发展的展望。过去一年，我们我校政治学还是举办了一些活动，比较大型的有四次（包括这次）。第一次是2021年11月17-19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的系列讲座交流活动。我们采取的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第二次是2021年11月28日我校首届中国政治学本科生学术研讨会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政治学学生科研创新经验交流研讨会。第三次是2021年12月11日我校首届中国政治学研究生学术论坛暨南粤政治学论坛2021年学术年会。第四次就是今天这次活动：我校-华中师范大学2021年田野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对话会。其中，第二次活动，我们有幸邀请到徐勇教授给我们致辞。第三次活动，我们有幸聆听了陈军亚教授给我们做的主旨发言。今天，我们又非常荣幸能够与徐勇教授团队在线下举行小规模、高规格的学术对话会。

今天我要给大家汇报的主题是：《建构中国政治理论：田野政治学的优势与转向》。我主要想说四个问题，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系。

我先汇报一下我的基本思路。第一个问题是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探讨。其实我们今天说要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实际上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中国政治学关于本土化问题的探讨。第二个问题，想说的是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过程中，到底有哪些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我的理解就是，田野政治学恰好就是因应了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期待而兴起的。第三个问题是，既然田野政治学是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实践者与先行者，那与其他学科相比，其在构建中国政治理论的过程中有何优势？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是，在建构中国政治理论方面，田野政治学走过了什么样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汇报的主要内容。不过，由于时间关系，我主要向大家汇报前两个问题。后面两个问题，后面有时间我们再交流。

首先，关于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探讨。最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探讨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本土化问题逐渐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以邓正来、王绍光、徐勇等为代表的学者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什么本土化的问题值得关注？我想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当我们从完全学习西方，到发现西方理论也有不足甚至严重缺陷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有“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觉”。这种学术自觉的学术表达就是政治学的本土化。

政治学的本土化，这是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自觉、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的重要转向。这种本土化的探讨，对于后来的学术发展和学科发展影响还是蛮大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我们到底如何研究中国政治？我们到底如何讲述中国政治学？我们到底如何推动中国政治的研究和发展？我想，这些问题都是随着本土化的发展而不断提出来的新问题。当然，“本土化”还是一个很宏大的概念，我们如何本土化？谁来本土化？本土化的目标、方向、价值、立场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其实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时至今日，这些方面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应该说，田野政治学正是因应了这一本土化的学术发展脉络，不断兴起、发展和日益壮大的。

接下来，我想讲的第二个问题是田野政治学的兴起。田野政治学的兴起是伴随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农村改革为田野政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时代基础。中国农村改革和实践的发展与转向，为田野政治学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热土”。而且，田野政治学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最早尝试。张厚安先生在1982年就“理论务农”问题提出了“三个面向”，也就是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农村；而“理论务农”是指立足农村改革实践，服务于农村改革实践。我以为，田野政治学是政治学界最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实践者、探路者、先行者。

就此而言，田野政治学的实践者和领路人徐勇教授对此有非常明确的阐释。2021年12月18日，徐勇教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成立20周年大会暨第四届治理现代化”分论坛“政治学：中国实践与学科发展”上的发言就明确指出：

“田野政治学的提出就是中国政治实践的产物。中国是在农村农民大国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国家，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构中国政治学的。田野政治学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兴起的一种研究路径。这一路径一开始便是紧扣中国实践。1997年我在“村治书系”总序言明确提出了村治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三实’，即‘实际、实证、实验’，总原则便是尊重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20多年来，田野政治学由不自觉到自觉，由个别自觉到群体自觉，成为中国政治学的一种路径。其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追随中国实践变化，经历了进入田野、在田野中提炼概念、体系化理论建构的不断提升过程。”

（本文是作者在2021年12月31日“我校—华中师范大学2021年田野政治学学术共同体对话”的发言，经作者审定和充实）